戴良谟在日期间，一次偶然机会，认识一位在日的中国少女，当即被她的天丽质和娴雅端庄的气度所吸引。少女也对这位英俊潇洒，博学多才的南国学子暗加注目。少女就是金淑惠，是前清八大铁帽子王爷肃亲王善耆的嫡亲孙女，1924年即赴目本，能操一口流利纯正的日语，在京西函馆开设一家汉语补习班，专为东京各著名学府的大学生和“妇人会”会员补习汉语。戴良谟初到日本，日语尚不精熟，课余常向金淑惠虚心求教。二人频繁交往，对对方学识人品了解更深，不知不觉间，双双坠入爱河。当时，追求金淑惠的日本贵胄子弟很多，然而她却对戴良谟情有独钟，并立誓“宁嫁中国布衣，不嫁日本王孙”，从此，富士山麓，别府温泉，上野的樱花树下，常能见到这对恋人相依相偎的身影……。

1931年“九●一八”事变前后，金淑惠和戴良谟先后毅然返回中国。亲往肃亲王府求亲。这时虽然早要是民国。但金淑惠的父亲，善耆的次子宪德却仍然抱残守缺，一口咬定清室的“格格”绝不下嫁“布衣”，一口回绝了戴良谟的求亲。不过宪德见戴良谟一表人才，加之对女儿情真意切，也给戴良谟留了一线希望，只要戴良谟取德“功名”，婚事还可通融。

当时戴良谟的恩师熊庆来教授已在国立清华大学任数学系主任，得知弟子留学归国，立即邀请他来清华任教。

然而戴良谟是个血性男儿，为了能堂堂正正地娶到金淑惠，不得不忍痛婉谢恩师的聘请，来到位于中原腹地的开封高中任教，一面教书，一面准备参加是年河南省举办的文官教试。

1931年年底，戴良谟在河南省文官教试中名列榜首，随即被委任为宁陵县长，终于取得了所谓“功名”。直到这时，宪德一是迫于无奈，二是目睹戴良谟确实年轻有为，不是一般纨绔子弟所可比，终于应允了这门亲事。真所谓“昔日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戴良谟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从此相伴终生。

戴良谟携金淑惠来宁陵上任，这是豫东一个极端贫困的小县，上任伊始，即雷厉风行地清剿土匪，兴修水利，兴办教育，禁烟禁赌，开化民风。当时由于宁陵地方闭塞，乡下农家幼女仍留有缠足陋习，金淑惠经常随丈夫下乡，以自己的一双天足现身说法，规劝农家女孩不要再缠足。一次全县小学运动会上，她看到赛场上女孩少得可怜，于是当上场参加竞技比赛。县长夫人的矫健身姿和开朗性格，在宁陵一时传为美谈，宁陵风气也为之一新。

戴良谟在宁陵当了两年县长，政绩裴然，深受民众爱戴。但他终究是个学人，毕生追求的是科学、教育救国之路，而且对官场的复杂险恶深感厌倦。于是不顾名方挽留，决然辞去官职，应聘北上，来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。同时担任熊庆来教授助手的，还有年轻学子华罗庚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成为相知相助的密友。1937年初，清华大学决定派遣华罗庚赴美、戴良谟赴德深造。但不久全面抗战暴发，德、意、日形成轴心，戴良谟的赴德之旅未能如愿，华罗庚则有幸去了美国。

“七●七”事变之后，北平已为日军控制，由于肃王家族同日本人的渊源较深，尤其是肃王的十四女，即金淑惠的亲姑母金璧辉（川岛芳子）已当上了北平的“保安司令”，她广为搜罗亲戚朋友跟她一起为日本人效力，并派人游说侄女侄女婿留在北平。当即遭到戴良谟的严词拒绝，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来人，“我是堂堂正正，顶头立地的中国人，决不给日本人当顺民。”关键时刻，金淑惠深明大义，始终站在丈夫一边。尽管这时已是六口之家，金淑惠怀中还有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但他们还是决定跟随清华南迁，尽快摆脱金璧辉的纠缠。他们拖儿带女，取道广州、香港、越南、缅甸，风餐露宿，茹苦含辛，舟车劳顿，辗转数千里，终于抵达昆明，进入西南联大。

1940年，江西创办国立中正大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