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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祖丹甫公与“公车上书”
发表时间:10年10月26日   浏览次数:   作者:

1987年出版的《乐平县志》在“人物”篇中,对我曾祖丹甫公作了如下介绍:“汪丹甫(1851—1898年),字缙卿,乐平镇人,清光绪十五年举人,以大挑出任天津知县。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,李鸿章等主和派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,丹甫痛哭上书,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,力主整军图强,抵抗外侮。”经查阅有关史料,我对丹甫公作为“清光绪十五年举人”,“痛哭上书,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”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我国古代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自公元587年隋文帝时问世,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推行学校教育后,科举制度废止,期间经历了1300多年。唐朝初步确立了科举考试的程序,形成较完备的制度,明代较前更盛,制度也更为完备。考试分三级四段。士子须先参加初试,俗称童子试,考取秀才资格后,才可参加正式科举。正式科举分“乡试”、“会试”、“殿试”三级。“乡试”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,取中者称“举人”,这就是所谓中举。“举人”第二年春天还得赴京参加“会试”,取中者称为“举人”,这就是所谓中举。“举人”接着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,分三甲取录,一甲三名,赐进士及第:第一名称“状元”,第二名称“榜眼”,第三名称“探花”。

丹甫公13岁参加童子试,屡列前茅,在故乡有神童之誉;已丑(1889年)参加“乡试”,中第28名举人;庚寅(1890年)赴京赶考,未获官荐,高祖令其留京,俟下年再试。不意秋后高祖病逝,丹甫公接电星夜驰归,痛不欲生,甲午(1894年)服孝期满,再次赴京,正值甲午战争,遂投身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运动中。

“公车”,古代指“官车”。中国的汉代,各省举人上京考试,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经予解决: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“递送”。后来就以“公车”代指举人上京考试,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。

“公车上书”的直接起因是中日甲午战争和《马关条约》。甲午战争是1894—1895年日本发动的并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,因为1894年甲午年,所以称甲午战争。1894年清政府甲午战败,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朝鲜完全自主;割让奉天省南边地方(辽东半岛);割让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;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(当时帝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8890万两)。这一卖国条约,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。4月22日,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“拍案而起”上了街,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——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,反对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,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。这就是“公车上书”的开始。

清政府的法律规定,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利,要上书必须由全国最高的监察、弹劾和建议机关——都察院转交。康有为们写的“请愿书”,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,手抄稿被传出去时,市井上“争相看阅”,观者“莫不嗟悚”,以至都察院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。

于是,“公车”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“串联”。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,1300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,其中包括正在京城赶考的丹甫公。另据祖父幼丹公在《清直隶知县先父丹甫公行状》中记述:当时,“先父痛感国势日衰,痛哭上书,上呈用人、行政、练兵、兴学等作为救亡之策,凡数千言。同乡太史周紫垣先生,侍御熊玉波先生及四川张罗澄先生等随之响应上书”。1895年4月24日、25日、28日和30日,穿着蓝色长袍,留着辫子的帝国“公车”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,他们高呼口号,发表演说,“面容凄惨,垂涕陈情”,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,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,都察院门口更是乱成一团。当光绪皇帝得知都察院不敢把“公车”们的请愿书递交上来的时候,他下令任何人不得阻扰上书的道路。京城掀起了第一次改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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